我在万圣工作的前半年中，工作俱由刘文华总经理安排，两位创业者刘苏里先生和甘琦小姐的身影来去匆匆，很少直接接触，只是耳边充斥着他们传奇般的经历和民营学术书业界的响亮的名头，外加一些零星的印象。刘苏里先生身材高大，声如洪钟，镜片后双眼睿智深沉，笑起来特别爽朗，批评人也毫不客气，员工们都有点怕他。甘小姐——大家都这么称呼她——则特别温和亲切，总是笑容满面，透着通达自信，她的言谈举止极其优雅，既静谧沉稳又干练果断。他们那时都非常忙，分别在筹划发行公司和出版工作室等更广阔的事业，他们就像是传说中的人物，身上散发着知识与理想的光辉，我和大家一样，对我们的两位老板持着远远的敬意，没有想到很快有机会，我受到了他们的器重，尤其是受到甘琦小姐的悉心裁培，受益终生。
万圣创始人刘苏里先生
万圣有一份书友刊物《阅读空间》，两月一期，全国范围内通过邮寄每期发行数千份，当时是甘琦主编的。刊物信息量很大，有大量推荐性书评，重点推荐的由两位老板或他们邀请的学界人士撰写，其余部分需要由我们员工参与贡献，任务分到每个店员身上，定期读书写书评，写得过关者，就被甘琦选用入刊。对这工作外额外的小任务，我却有极大的热情和乐趣，不仅完全原创，而且因为喜欢故能写得较为别致生动，我在写作方面的这点才能，很快被甘琦注意到了。有一期我写了梭罗《瓦尔登湖》（开头引用了海子的诗“梭罗这人有脑子，像鱼有水，鸟有翅，云彩有天空……”）和伯尔《小丑之见》的书评，写完了我自己也觉得满意开心，这些书评交上去之后，甘琦某一天到就店里来，专门见了我，对我的文字大加称赞，过两天又通过办公室发了份传真过来，嘱我再写篇杜拉斯《情人·乌发碧眼》的书评，连同上两篇一同发给北京青年报的刘晓春编辑，很快就见报登出来了，属着我的名字。这是我的文字首次变成铅字，在当时互联网尚未兴起时，这种发表是一种很大的鼓励。这真有点突然，甘琦向编辑们大力夸赞推荐我，把向她的约稿都转给了我（她实在太忙了，还在央视主持一个读书栏目），我就此一下子就成了书评撰稿人，在后来的好长时间，我给北青报、建行报、书评周刊等写了不少书评（后来还写影评），与店员相比，这当然是更有乐趣、更有成就感的一份工作，还有额外的稿酬收入。这几篇书评让我的工作跟着发生了变动，之后不久，在1998年元月初的某一天，我被调回了总店，刘文华和甘琦分别和我谈话，我开始逐步离开店面，接手《阅读空间》的主编工作，并协助甘琦处理一些与媒体和出版书稿相关的事情。再之后不久的一天，我被甘琦任命为她的助手，她为发现我而感到高兴，单独请我在北大东门外的一家餐厅吃饭以资纪念。在那以后，当有一些客人来访，她会打电话叫我过去，介绍我和他们认识，互换名片。
她很用心地培养我这个助手，在她的指导下，我学习编辑刊物，盯排版、校样和印刷的整个流程，学习与大学的社团合作举办活动，参与万圣著名的学术讲座的策划与实施，帮助她校对和审核书稿，与媒体、出版社打交道……这些学习对我的后来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万圣创办人甘琦小姐
我始终记得在邓正平的排版工作室里，她用清爽的语气对我说：“就跟我一样叫他平平吧……（邓正平，比我大好几岁，其兄邓正来是著名学者）”然后坐在电脑边跷起腿来，一手拿着稿子，另一只手夹着烟放在唇边，用轻缓、肯定的语气给排版人员发出指令，不时告诉我什么是版心、什么是出血，这里用什么字体合适，那里该如何留白……她工作起来非常专注，而且效率很高。这类工作开始我都搞不定，通常到最后是她来救急，她边作边讲给我，弄完往往是凌晨了，她站起来离去时依然是神采奕奕，脸上毫无倦容。她这样带了我几次，我就基本可以自己去盯电脑排版了（我在电脑技术方面碰巧也有些天份），当她得知我对电脑很感兴趣并且自己也有一台386后，很高兴地说：“要抛开自己的东西（她指我满脑子想的文学）去做些纯技术的工作，把握这一点，把技术放在篮子外面不要让它进来，打扰母鸡孵蛋。”我当时并不理解这些话，只是她说得有趣，就记在日记里。后来多年以后，我真的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纯技术的工作，成了一个web程序员，做了很多网站，写了一本PHP框架的书，这种纯技术的工作给我的生活和写作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新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不再像当店员那般轻闲，不再驾轻就熟，压力与责任骤然增大。编辑工作很细碎，不知哪里就出冒出错字别字，再加上当时电脑水平有限（电脑也老出问题），文件拷来拷去的一不留神就弄丢了，好几次为此焦头烂额。有一次我把1300多种图书的书目不知怎么就搞得剩下800种，总经理训我一通，库房的人要重盘，也把我一通骂，很是狼狈，这还不要紧，有一次直接把刘小枫先生发来的一篇写给万圣四周年的纪念文章误删了，心想那样知名的学者想必时间宝贵，再让人家重发一遍，一则浪费人家时间精力，二则显得很不尊重人家，所以给甘琦打电话时很愧疚，做好了挨骂的准备。没想到甘琦却没有丝毫责备，说既然丢了，她会再请他发一遍，下次注意备份。
（待续）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