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从北大东门出来，沿校园东墙往北行200米，向东沿着一条叫成府街的胡同走100余米，经过一个叫雕刻时光的咖啡馆，往前再走几步，就能看到万圣书园的小蓝鬼标志。1997年4月的一天上午，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店里，向一个店员说明求职来意，他打了个电话，让我到街对面的办公室里等，不一会儿，一个中年女士进来，满面笑容地问了我几个问题，诸如多大了，哪里人，来北京多久了，喜欢读书吗，爱读什么书之类的，聊着聊着忽然听到她问：那你准备什么时候来上班？……就这样，从一场简单随意的谈话中我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工作：在万圣书园当店员，试用期三个月，月薪500。从办公室出来下台阶时，我感觉脚步不再沉重了。穿过园明园往住处走，春天的阳光丰华明媚，园子里花香四溢，我看到路上的人全都目光坦然，未来饱满。
接待我的中年女士叫刘文华，是老板刘苏里的姐姐，那时刚刚担任万圣书园总经理的职务。那时万圣声名日盛，生意也越来越兴隆，正是扩张时期，两位创始人刘苏里和甘琦开始忙着拓展发行渠道、筹划出版工作室等新业务，书店的日常经营，就交由刘文华女士来打理。万圣那时有书园、书坊两个店，分别售现代版图书和古籍，另有邮购部负责全国范围内邮购业务，之外设库房、办公室和后勤诸部门，各有专人司职。
我被分在书园当店员，很快就熟悉并喜欢上了这个地方。书园在成府街中段路南，再往东走一截上个缓坡后就是个弯道，左转可通清华西门，右转通清华南门，所以虽然身处陋巷，但却连通清华北大两个学府，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店面和办公场所皆是由普通民居改装而成，书园只有80余平米，没有风入松高端气派（比风入松更气派的国林风稍后才出现），但绝对雅致，高阶无尘，窗台明净，汗牛充栋，书香盈室，屋顶吊着特别设计制作的书法布幔，置身其中宛如在个大书房，由不得流连顾盼，不忍离开。路对面是两间整洁舒适的办公室，常常接待来访的客人，后来一度被用作出版工作室。书坊位于再往西一些的路南，紧邻着雕刻时光，面积比书园略大，门外有个小栅栏，里面摆满古籍和大部头的书，中间有个阅览桌，像个小型的古籍图书馆。过雕刻时光后是一个丁字路口，往南一拐走几步路西侧有个大铁门，进去是万圣的大院，里面有大小库房、员工宿舍、厨房等。那时，北大清华周边已经喧嚣嘈杂起来了，中关村的叫卖声越来越响，挖机和塔吊的影子此起彼伏，成府街在闹市中保持着难得的清静，来来去去，除了村里的居民，其余大都就是来万圣买书的读者。
店员的工作具体职责是书的上架、补架、帮顾客找书、开票、收银，看似容易，实则颇有“技术”含量，没有点读书的根基还真不容易称职。由于书品种太多而店面面积有限，所以大部份书在架上都没有复本，即每种书在架上只能摆一本，店员需要时时了解哪本书被卖掉了，好从下面的书柜里找本新的来补到架上，如果书柜里没有就要写单子到库房找来，库房也没有就要准备到出版社再进……书的品种不多的话这流程也很简单，但如果图书品种多到数以万计，事情就变得复杂了，你最好能通过书名准确判断出它的分类，根据价格判断出它的厚度，才能在成堆的书海中找到它，并把它放到某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去，而那个合适的位置并不好找，除了要记住大概的分类区域外，还需要对各领域的学术知识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才行。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刚卖了一本《明代的漕运》，你要根据小票上的书名，到“历史”类或是“经济”类的书柜下面去找复本，称职的店员可能会直接从“经济”类里找，因为这种专业的经济史著作应该分到专业里去，而明显有编年性质的著作才往“历史”里分；而如果遇上《通往奴役之路》，如果对这本书乃至作者一无所知的话，就根本不知该怎么找怎么放了，因为从书名上看，它有可能是“历史”，也可能是“哲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或者其它任何分类。新员工入职也没有任何培训，全凭自己体悟学习，好在我大学时读书甚勤，再加上对工作机会珍惜而肯十分用心，所以没过多久就适应下来，成了一个合格的店员。
万圣习惯把来买书的人称为“读者”而非“顾客”，给予极大尊重。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严禁导购或干扰读者，读者进门听凭自在，不得上去胡乱搭话，但遇有读者要找什么书，则必要尽心尽力上下搜寻，务求找到，以免读者失望而去。虽从未有成文规定找书是店员的义务，但这是一个传统。很快一个新店员就会感受到，从成千上万的书里迅速找出指定的一本然后递给渴求它的读者是一个非常有满足感的事，更别说会接到读者赞叹感谢的眼神了。万圣有相当一部分读者来买书都不是漫无目的，多是带着要找的书目，他们知道万圣的店员有这样的本事，往往就把列好书单给店员，然后自行闲逛，过一会儿店员会把找到的书打好包，找不到的读者也不必再找，他相信店员找不到的话，那八成就是没有。常有读者大老远地来，带着渴切的目光询问一些冷僻的或老版本的书，说四处搜寻无果，只好寄希望于万圣，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能帮着找到，读者会十分欣喜感激，我们也倍加高兴——这是一种服务他人的快乐，持久而充实，在万圣工作期间，这种快乐始终伴随着我。
反过来，万圣的读者对万圣的喜爱也是发自内心的，他们从不吝惜对万圣的欣赏赞美。万圣拥有一大批高素质的读者群体，他们也推动着万圣，用理解和希翼敦使万圣往更好的方向努力。就拿店员而言，每个人勤勉尽责，固然有赖于两位老板和总经理的管理有方，但读者们的一言一行也影响巨大——无论是谁，见到那些求知若渴的学者（他们言语谦和，目光灼灼），都会油然心生敬意，努力为他们服务（从这个角度讲，万圣有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读者群，是不可复制的）。优秀读者群对万圣的欣赏、信赖和感激，使万圣都披上了荣誉之袍，再加上两位创始人给万圣注入的“学术（知识）改变国家”的使命感的感召，万圣每位员工的潜能被激发出来，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力求卓越，缔造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万圣的黄金时代，谱写了一篇辉煌的书业传奇。
此后经年，我曾在多家公司工作，这些公司都用奖金来激励员工，想了不少办法付出不少努力，但收效甚微，再没有一家公司能以高迈的理念和文化把员工的潜能发掘出来，达至快乐服务的状态。每当这些公司搞所谓的现代管理、业绩考核、目标激励时，我就会想起在万圣工作的经历，这促使我更进一步深思人的精神本质和物质欲望的关系，思考工作的真正含义。
不久以后我从圆明园搬出来到的万圣宿舍住了一阵子，跟所有人都熟稔了。我来之前的老员工中，大半名字我忘记了，印象最深的是王庆刚，他在万圣的资历最老，一直跟着老板刘苏里跑出版社进书，管着库房。他是万圣乃至京城书业界的活字典，什么书，哪个出版社，哪个版本，万圣有没有，哪里可能找到……这些只管问他，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记得所有书的准确位置，那时图书还没有电脑管理，全凭人力，整个库房数万种图书就靠王庆刚和另外一个来自东北的小伙子（名字一时想不起来）管着。店里某种书实在找不到，最后一招就是到库房找他，他常常变戏法似的把那书从某个角落抽出来，表情通常是严肃的，有时会带着点怒气——他实在是太忙了。在重大场合，老板都会对王庆刚的工作大加赞扬，说他对图书的了解达到了了不起的程度。在我之后，也有不少的新员工，多数干了很短的时间就离开了，记得的有隋玉洁、谭晓晶、王伟等，长期留下来成为新骨干者，有马国维和李文义，印象深的还有大乐、小乐。
马国维和李文义是内蒙乌海人，比我稍晚入职，我们很快成为好朋友。马国维是学中文的，性格乍看粗犷豪放，实则细腻非常，头脑清晰条理，行事利落果断，与人相交十分爽直。李文义忘了学什么的，与马国维相反，乍看理性细腻，其实性格里有很粗放的一面，他头脑冷静，计划周详，行事绵密无漏，待人真诚。我和马国维一起在店面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无话不谈，相交甚笃。在万圣住了一阵子后，因为怀念圆明园众友，就又回去在福海边租了间房子，李文义搬来同住了一阵子，处得十分愉快。大乐小乐是海拉尔人，以实习生的名义在万圣也干了很长一段时间，她们两个年纪较小，无忧无虑，性格出奇地活泼，被众人视为开心果。
另外记忆中很清晰的，还有先后为我们做饭的两位厨师，前一个是位姓胡的女孩儿，大家都叫她秀儿，做的饭很可口，善良活泼，经常哼着歌，说话时眼睛闪闪发亮。后来的一位是个阿姨，忘了姓什么，个子不高，脸颊泛着红光，她知道我不爱吃猪肉以后，只要是有猪肉的菜，就单独另做成素的给我留一份，我特别过意不去，再三叮嘱不必这样，她一直坚持，如今想起来特别依然感动。
至于刘文华（按习惯称她为总经理），我没想到在回忆中刻画她是如此困难，以至于手放在键盘上，久久无法打出一个字。尽管我和她在后来的岁月中有很多的相处，尽管我认为我了解她的经历，尽管我知道她是一个很平凡的女人，但恰恰就是这样的平凡，使得多年以后的她异样丰富，令我不敢在这样匆促粗简的回忆文字里安放她。好吧，既然我此刻无法以一种主观的角度描绘这位女士，那么还是回到过去，先简单还原她当时给我印象吧：她那时40岁左右，离婚，独自带着上小学的女儿，并不很显知性，但举止优雅得体，待人热情，原来是在服务行业做管理的，来到万圣后非常勤勉，事无巨细日夜操劳，投入她了全部的心血料理万圣的生意。她对我非常亲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记得我到万圣的具体日期，在工作上她常有板着脸厉声训人的时候，但印象里好像从没训过我。
几个月后，北京音乐厅要在前厅设个高品味的购书区为听众提供购书服务，他们找到了万圣寻求合作，于是万圣在北京音乐厅开设了分店，我和马国维被调往分店工作。由于音乐厅的演出时间基本都在晚上（周六日除外），所以分店的营业时间，是从下午6点至晚上9点半，虽然音乐厅分店的工作没有在总店那样有乐趣，而且距离很远（北京音乐厅在中南海西南角的六部口），坐公交要费不少时间，但我会有大半个白天的时间可以读书写作，所以还是很高兴。所谓分店，其实是音乐厅大厅辟出来的一角，销售的书都是跟音乐相关的，来听音乐会的人会在开场前一窝蜂涌进来，在开场时一窝蜂涌出去，许多人一手拿书一手递钱急匆匆地要求结账，人多嘴杂手杂，一不留神就会出错，所以总是很紧张慌乱。跟总店的读者比起来，音乐厅的读者显得傲慢冷漠，了无趣味。有时候我在音乐会的餐厅吃晚饭时会和演奏的音乐家们坐在一起，他们也是那种状态。
在音乐厅工作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免费听音乐会。时间稍长一点和音乐厅的工作人员混熟了之后，待开场之后，我们把书款清点核对，把该补的书补上架后，没事就可以戴着胸卡上楼，从侧门进去找个座位坐下来听，中场休息时出来再忙一会儿，下半场再进去……第一次听是总经理带我去的，非常美妙，一时有种置身世外的感觉，我坐在那里思绪飘回中学时代，在石豹沟煤矿与几个同学一起，面对着像父辈一样在黑煤面儿漫天飞扬的矿山里终老一生的残酷未来，无奈地吼几句唐朝黑豹……那时的我，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会在北京音乐厅与盛装浓抹的先生太太们坐在一起听音乐会，而且可以天天听，不花钱。但听了几次之后，就没感觉了，音乐和任何艺术一样，与人有一种情境的对位，当你习惯了站在地下通道或坐在酒吧里听云蓬弹琴唱歌之后，就很难在音乐厅找到位置了，除非哪一天，你变成西装革履里面的某个人。
在音乐厅工作期间有一个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好友魏尚河。周六周日时，音乐会有下午场，我们就得早点来，这时会发现经常有个留着飘飘长发、面容消瘦清矍、一身黑色中山装的青年来书店看书，我对这种人很熟悉，因为他脸上还有一种我特别熟悉的颜色——菜色，这是那个时期北漂艺术家共有的颜色，氤氲在眉宇之间，若隐若现，拂之不去。很快我们就熟了，他叫魏尚河，画画的，甘肃天水人，在楼上一间名为“红地”的画廊工作。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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